2024年是马克斯·韦伯诞辰160周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特别策划“以韦伯为志业”纪念专题，邀请国内外研究韦伯的专业学者撰文，发掘韦伯对于现代社会之意义。

　　“在马克斯·韦伯同辈的学者中，没有一位学者像只比他年长一岁的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那样与韦伯在人生履历和学术研究上有如此之多的共同之处，同时又与他有如此重大的差异。”于尔根·考博在2014年出版的传记《马克斯·韦伯：跨越时代的人生》（Max Weber: Ein Leben zwischen den Epochen）中如此写道。除了考博之外，几乎所有马克斯·韦伯或桑巴特的传记作者都不会忽略二人之间“同路人”（Weggenossen）的亲密关系。虽然二人在性情与学术风格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反差，但是作为德国历史经济学派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桑巴特与韦伯不仅私交甚好，而且共同承担了很多学术行政工作。其中包括共同编辑《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杂志》（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and Sozialpolitik）、1909年创立德国社会学会时的企划工作等等。韦伯在离开弗莱堡大学时，曾尝试举荐桑巴特作为自己的后任。这一善举最终未能落实，但证明韦伯对桑巴特的学术成就十分认可。

　　维尔纳·桑巴特于1863年出生于德国中部哈尔茨地区埃姆斯勒本（Ermsleben）的名门。父亲安东·路德维希（Anton Ludwig Sombart 1816-1898）是加尔文-胡格诺派，在19世纪中后期靠砂糖生意发家，成为地方上著名的实业家。他以积极参与经济政策改革闻名，贡献卓越，不仅获得了一块位于波美拉尼亚的骑士采邑，还在威廉德国初期当选帝国议会议员。安东的人脉甚广，他与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的官员及著名经济政策学者来往密切，还与施穆勒等人共同成立了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在桑巴特家的客厅里经常出入各色经济学者与地方政客，农业政策问题常出现在高谈阔论中。这样的家庭背景或许可以解释他日后的研究方向与职业选择。

　　桑巴特自幼受肺病困扰，是瑞士与意大利疗养院的常客。他在1883年转学至柏林大学后，因病不得不在意大利比萨大学呆一段时间。青年桑巴特的学术生涯几乎在父亲的一手操持下。安东与他的博导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瓦格纳（Adolph Wagner 1835-1917）协商后，建议儿子研究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地区的农业问题。安东还介绍了当时任意大利统计局局长的经济学家路易吉·玻丢（Luigi Bodio 1840-1921）配合桑巴特的资料调查工作。1888年，桑巴特出版了博士论文《古罗马的坎帕尼亚：一个社会经济史研究》，以意大利坎帕尼亚的农业经济为典型事例，考察西欧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农业经历的社会经济转型以及相应的农业政策。在桑巴特这部广受好评的著述发表3年后，韦伯提交了他的教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其中引用了桑巴特著述。除了二人在早期对意大利农业问题的共同关心外，在经济学的视野下，桑巴特与韦伯之间的对话关系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理解，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问题的探究上。

　　1903年初夏，韦伯决定与桑巴特、雅菲（Edgar Jaffe）共同参与编辑《社会立法与统计杂志》Archives fu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这份杂志在1904年夏天更名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杂志》（以下简称为AfSS），编辑委员会在创刊号上刊登了（据说是韦伯执笔的）编者识，阐明了杂志的办刊宗旨：第一，为了从历史与理论角度理解资本主义发展普遍的文化意义，提倡广泛与社会科学的各个相邻领域保持密切接触。第二，为了建立社会政策科学的理论框架、明确基本的概念，需从高度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社会问题的本质，不断完善方。在创刊号上，韦伯还发表了长达66页的文章《社会科学以及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成为德国历史学派新旧世代之间“价值中立论争“的导火索。桑巴特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平淡无奇的短文章，题为《经济危机类型学试论》（Versuch einer Systematik der Wirtschaftskrise），与韦伯上文并未形成呼应关系。但在1909年召开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维也纳大会上，桑巴特表明，“在方的立场上，我与友人马克斯·韦伯本质上的立场一致”，强调必须区别客观认识与价值判断。在桑巴特报告之后，韦伯也以讨论者的身份登坛，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发言，其中7次提到桑巴特，可见二人在社会科学方方面已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桑巴特对“价值中立”原则的捍卫持续到1930年代，直到他的经济学方大著《三种经济学》（Die drei Nationalökonomie, 1930）出版。

　　众所周知，韦伯1904、1905年发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杂志》（AfSS）上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两篇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他最具代表性的资本主义起源论：在16、17世纪，以加尔文教派的禁欲宗教职业观为代表，一种强调消费节制、鼓励自主劳动的经济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之一是以劳动与资本增值作为目的本身（Selbstzweck）而非手段；特点之二是每个人都自认为有义务忠于某种天职（Beruf）。实际上在1903年，韦伯担任AfSS杂志的编辑时，他的合作编辑桑巴特刚刚出版了两卷本巨著《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这部大著非常符合AfSS杂志“从历史与理论角度理解资本主义发展普遍的文化意义”之宗旨，但韦伯担心自己苛刻的书评会给二人的合作关系带来不必要的不愉快，就邀请慕尼黑大学经济学者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撰写书评。在与布伦塔诺通信的同时，韦伯本人也开始对桑巴特的著作以及资本主义的起源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成为他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的直接动力。

　　桑巴特的大著《现代资本主义》（第一版，1902年）分为上下两卷。上卷题为“资本主义的诞生”，追溯了现代资本主义逐渐取代手工业的过程，探讨资本主义是如何在物质方面以及精神方面得到确立。下卷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以西欧的经济史为例，描述了资本主义是如何在农业经济的转型、市场的形成、都市的发展等背景下成为支配近代的生产方式。

　　桑巴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成立的直接条件有三个：第一是国家的形成。国家，尤其是国家在军事方面的需求，为资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另外，国家还保障了经济生活的运行秩序，同时通过殖民政策实现了奴隶买卖与大规模劳务管理。第二是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和长距离货物运输。第三是贵金属的生产，激发了人们的营利精神，同时促进人们理性计算的习惯，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除此之外，桑巴特还指出了几个促进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间接条件：第一是财富在市民阶层中的积累。这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消费财富。第二是新的商品需求。譬如自17世纪末以来，奢侈之风在欧洲各地流行开来。丝绸、蕾丝、毛纺织品、亚麻布、镜子、帽子、陶器等与女息相关的奢侈品，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第三是所需的劳动力能够得到保障。

　　在所有的条件中，桑巴特对“企业家的诞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首先列举出几种“具有潜在资本主义人格”的人群，其中包括君主、贵族庄园主、出谋献策的门客、宗教异端、异邦人、犹太人等。他把这些人分为两种，第一种利用地位或采取权力手段，在商业活动中谋取特权；第二种被称为“市民资本家”，他们依靠人望和组织的力量从市民阶层中脱颖而出，以勤劳节俭的美德以及大胆的冒险精神和经商技巧为武器，为自己与他人的财富增值。“市民资本家”的出现分为两个途径，第一是他们自身的家庭手工业实现经营规模的扩大；第二是手工业经济商的出现。

　　桑巴特对于资本主义精神有非常具体和详细的探讨，他在资本主义萌芽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精神：第一种被称为“浮士德式的企业精神”，其中包括冒险投机主义、反合理主义、盗窃犯的精神、无限的、权力意志和企业精神。第二种被称为“市民精神”，即谨慎、合理计算、勤勉、中庸、节约、讲信用等等。二者合起来即是“资本主义精神”。由于现代企业是让多人在统一的意志下共同合作，从而实现远大的目标，企业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具备征服者、组织者和商人的三种性格。桑巴特在书中也提到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世俗的，随着人们越来越沉迷于俗世中的享乐，资本主义的信徒逐渐增加。那些寄希望于现世之外，将现世生活视为准备阶段的人，自然会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得消极，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衰退。在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中，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代表性人物，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奥格斯堡的富商雅克布·富格（1459-1525），他对一个厌倦了工作、准备退休的推销员说，“我的想法不同，我想尽可能多地赚钱”。

　　韦伯对这段引文做出了回应，但将其解释为不过是一种去除了伦理立场的“商业上的野心”，并将其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经济伦理进行了对比。富兰克林的道德观具体体现在《自传》列举的“十三美德”：自制、缄默、秩序、决心、节俭、勤勉、真诚、 正义、温和、清洁、镇定、贞洁、谦虚。富兰克林最重要的做人原则，就是“自制”，这在其他人看来，或许是一种“吝啬的哲学”，但马克斯·韦伯则在富兰克林身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这说明桑巴特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从开始就存在分歧。桑巴特在后期出版的《德意志社会主义》（Deutscher Sozialismus, 1934）中也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悲观态度，但是他的角度与韦伯的“理性铁笼”相去甚远。桑巴特在书中写道，在过去的150年中，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人类生存的基本价值标准是经济（利益）的价值高于其他各种价值，他把这一时代称为“经济时代”（das ökonomische Zeitalter）。经济时代的生活有以下几个特点：相信繁荣与进步、彻底拜倒在货币价值面前、一味追求生活享乐的价值扭曲。在他看来，国家社会主义或许是扭转“经济时代”之颓废的必要手段之一。

　　1930年，桑巴特出版了《三种经济学：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与系统》，第一次系统整理了他对经济学史的理解，以及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展望。桑巴特梳理了自浪漫主义国家学者亚当·穆勒（Adam Müller 1779-1829）以来的经济学发展谱系，总结出三种国民经济学的类型，即“指引型的国民经济学”(die richtende Nationalökonomie)、“整序型的国民经济学”(die ordnende Nationalökonomie)与“理解型的国民经济学”（die verstehende Nationalökonomie）。在桑巴特看来，亚当·穆勒、乔治·拉辛格（Georg Ratzinger 1844-1899）都是立足于经院哲学的典型，属于典型的“指引型的国民经济学”学者，他们把经济学看作是“福与祸的科学，祝福与诅咒的科学”。

　　亚当·穆勒认为，科学的任务，是在俗世中忠实地探求神的启示。只有通过抵达神的启示，才能在人间建立一个拥有更高秩序的王国。在穆勒的小册子《论神学基础在国家学中的必要性》（Von der Notwendigkeit einer theologischen Grundlage der gesamten Staatswissenschaften. 1819）中，他指出经济学的目标是洞察“正确的”经济之本质，为了抵达这一目标，学者们需要听从圣经中神的指引。乔治·拉辛格的立场也与此类似，他写道，“各国的财富、普遍的福祉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自然会归结到关于人类起源与目的的形而上学理念。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不应当被狭隘的视野与利己主义的出发点误导，经济活动应当受到来自神的爱的指引。这自然会引导人们抵达公正的自爱，邻人爱也可归结为自爱之必要的道德界限。”

　　桑巴特把穆勒与拉辛格时代的经济思想定义为“指引型的国民经济学”，指出此种经济思想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认识对象除了“存在”（sein），还包括“当为”（sollen）。根据这种逻辑，正确的经济生活只能通过它是否有利于实现“最高”目标来定义。而“最高”目标通常并不存在于经济内部，而总是根植于经济外部的更高价值，例如国民经济生产力、国民的福祉等。如何能实现所谓“正确的经济生活”呢？按照这种学派的观点，经济学家首先必须正确洞察最终价值；其次，为了实现该价值，正确选择能够达成目的的手段；最后，提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贯彻善行的意志。

　　如果说“指引型的经济学”在本质上还属于神学的范畴，并没有使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那么“整序型经济学是我们断定为形而上学的指引型的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科学经济学的最初发现形式。”桑巴特把自然科学思维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定义为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将其命名为“整序型经济学”，他写道，“在18世纪中期，当一种新的经济学方法——从兴起的自然科学，特别是所谓的精密自然科学中借来的方法——突然获得力量时，新科学的全部发展被突然中断了。由于采用这种新方法，经济学的发展被封印了一个多世纪。这就是所谓的‘古典派’时代，即自然科学时代。我将这一时代命名为‘整序型的经济学’时代。”桑巴特把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到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时代的古典经济学都归为该范畴，批判这种经济学仅仅能够探究限可被量化的现象。换言之，“整序型经济学”的分析对象仅限于市场，无法解释社会体系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桑巴特看来，上述两种经济学方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如要理解包括经济生活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需要一套新的范式。他写道，“除了迅速征服了宗教世界观的整序型经济学（或成为自然科学经济学），还有另一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在我看来正是‘科学’的经济学。因为其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同时也没受到自然科学思维的误导，而是采取适合研究对象的固有方法。我称这种经济学为精神科学的、文化科学的经济学，或理解型经济学。”桑巴特认为，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并非由历史学派开创，而是可以追溯到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阿斯特（G. A. Friedrich Ast 1776-1841）、沃尔夫（Friedrich A. Wolf 1759-1824）等语文学家，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的代表人物包括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斯潘（Othmar Spann 1878-1950）、韦伯以及桑巴特本人。从性质上来说，理解型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属于时间与空间中的实体，因此可以被看作经验科学。同时他也是文化科学与社会科学。

　　是时桑巴特已67岁，距离他从柏林大学退休只剩下1年。他身居数个学术界的要职，如德国社会学会会长、社会政策学会会长，在人生最后10年中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研究热情，出版了《德意志社会主义》（Deutscher Sozialismus, 1934）、《资本主义的未来》（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 1932）、《社会学》（Soziologie, 1936）、《世界观、科学与经济》（Weltanschauung, Wissenschaft und Wirtschaft, 1938）以及《人性论》（Vom Menschen, 1938）。在《三种经济学》中，桑巴特提出了他对人类经济生活的终极解释：人类被放逐出乐园后就背负了经济生活的使命，不得不为了面包而辛苦劳作，换言之就是不断与自然的力量格斗，在供给和需求的紧张关系中度过一生。因此，在经济生活中的人类首先以“经济志向”（Wirtschaftsgesinnung）或主观精神为依据，来设定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来行动。由于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动态的，而且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为了合理有效地推进经济生活，人们自然会不断将主观精神客体化，并让其成为引导多数人的指针，这就形成了具体的秩序（Ordnung）。最后，经济生活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物财的管理分配，将外界的事物根据和需求转化为财物的“技术”（Technik）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桑巴特认为，综合经济论应该包括经济哲学、经济科学与经济技术论三个领域。其中，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学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各种关系。经济科学包括理论与经验。经济技术论探究管理国民经济的具体、实践型的手段。考察上述三个要素，就可理解具体的“经济体制”（Wirtschafts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