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物理学家花了13年，在寒冷、缺氧的高山上做了一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极其幸运地，他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宇宙。故事的要素都在这了：勇气、真意，以及好运。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那就是这帮家伙觉得很快活。

　　物理学家曹臻仍记得2019年的一个冬夜，在一个巨大、冰冷、幽暗的水池里，他和其他人一起等待水涌进来的那一刻。

　　为了这个水池——一个对准宇宙的探测器，大科学装置“拉索”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在四川稻城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上干了一年多。缺氧已经算不上什么事（“不就是多喘两口气”），最难挨的是冷。水池在封顶时，气温是零下35℃。水池里好一些，冬天常温零下3℃，但湿度90%，穿三双厚袜子再套一双加绒大皮靴，原地站上5分钟也要发抖。现在水池就要完工，只要往这个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池子里注入10万吨纯净水，水位达到4.4米，这个大家伙就能对着宇宙运行了。

　　晚上9点多，水池的负责人陈明君带了两瓶红酒和几包瓜子，在操作间实验室里和大家举杯，预祝注水成功。作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是他第一次带队安装探测器。半年来，他被工期和进度赶着跑，在水池里日复一日地拧螺丝、布线缆，还有拉水管、抬水泵、擦地拖地、上上下下爬高，整个人瘦掉34斤。下班回到宿舍，他常常一个人静静在凳子上坐两个小时，喝水、抽烟，或者什么也不干，然后才有一种缓过来的感觉。

　　2019年2月24日晚上9点半，一号水池注水前举杯预庆祝。左起第一位为曹臻，右起第二位为陈明君。 受访者提供

　　水池快安装完时，队伍里出现了57岁的拉索首席科学家曹臻。他催进度的方式之一是，一起跟着干。有10天时间，他也在水池里拧螺丝，爬10米高的梯子接线缆。但活儿还是没干完。2019年大年初七，曹臻给陈明君打电话：“我已经在稻城了，食堂做饭都安排好了，你们团队什么时候上来安装？”

　　这是曹臻的风格。一次朋友临时约他第二天一早去爬峨眉山，他爽快地答应，穿一双高帮皮鞋就去了。晚上9点抵达终点时，他已经走了63公里，满脚的水泡，每上一级台阶都得喘口气。

　　2008年底，曹臻有了建造拉索的念头——整个拉索有200个足球场那么大，从高空俯瞰，一个巨大的圆盘里布置了近一万个探测器，像一盘和宇宙对弈的棋局——但忙忙叨叨11年过去了，直到2019年2月24日这一天，1/4工程都没做完。所有探测器里，工程量最大的是三个水池，现在第一个水池安装完毕，但还没注水。曹臻宣布，今晚一定要把水灌进去。

　　临近午夜，一切终于准备就绪。打开水阀，水进入漫长的不锈钢水管中。等待，等待，等待。水池里一滴水也没有。

　　问题出在一段30米长的水管上。由于施工疏忽，这一段漏做了保温措施，加上管子里原有的水没排空，现在整段水管都冻住了。

　　“去把另外一个水池的水管给我拆了，把这30米全部接好。”曹臻喊道。一群人赶紧跑去拆，又赶紧跑回来接，拧螺丝，拧螺丝，拧螺丝。接好了，水一放，又从没拧紧的螺丝处喷出来，水管又冻住了。

　　“我太想把这件事干成了。”5年后，62岁的曹臻说。采访这天，他感冒了两个礼拜，没说一会儿话就开始剧烈咳嗽，满脸涨红，他往嘴里塞一颗又一颗润喉片，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在这个靠天吃饭的行业里，时间是最等不起的。他几乎是赶着整个团队，最终在2021年7月如期把造价12个亿的拉索建成并投入运行。

　　拉索完工的第二年，曹臻有两个月都在国外各地访问。那天他正好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阿切特里（Arcetri）天文台。天文台在一座山顶上。清早，这位刚过60岁生日的物理学家就从山脚往上爬，晚上6点，结束一天的讨论，再慢慢走下山。下班路上，他终于掏出手机查看信息。其中有一封来自好朋友Felix的邮件：今天发生了一个大的伽马射线暴，你应该看一下拉索的数据。

　　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最剧烈的天体爆炸现象，但曹臻收到消息时，并不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通过天上的卫星探测器，人类已经记录到了近1万次伽马射线暴。而地面探测器看到伽马射线暴的概率虽然低——相当于一支强光手电筒从宇宙深处照出一束光，这束光不一定能照到地球，更别说是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但也有过三次记录了。当然，拉索一次也没见过。那时是国内晚上12点，曹臻把消息转到拉索的经理群，然后回到山脚下的酒店，吃过饭睡觉去了。

　　凌晨3点左右，拉索的副经理姚志国醒了过来，看到了这条信息。他的妻子查敏是拉索水切伦科夫探测器（也就是那三个大水池）的数据分析员，得知消息后，她立即起床查看数据——拉索看到了这个伽马射线 倍显著性，高得离谱，肯定是哪里搞错了。折腾到早上8点，她把这个伽马射线暴的图完整地画了出来。做了20年数据分析，查敏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图，“什么（细活）都不用做，（数据一画成图，）中心就是亮的”。

　　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观测到的最亮的伽马射线暴，取名为“brightest of all time”——“BOAT”。爆炸的来源是一颗比太阳重20倍的恒星。20亿年前，这颗恒星燃烧殆尽，在死亡的瞬间坍缩爆炸，几秒之内释放的能量，比太阳100亿年里释放的能量总和还要多。如此亮的伽马射线暴扫到地球，仅仅持续了20来分钟，根据美国内华达大学张冰教授的报告，这样的情况上千年甚至上万年才会有一次。而这团伽马射线度的张角——像一根针那么细——精准地抵达了位于海子山上的拉索。

　　第二天，曹臻按计划在阿切特里天文台做报告，“今天我别的都不讲了，我就跟你们讲这个”。他在山上谈论了一整天“BOAT”，“激动得简直不得了……关键是我们看见了，其他的（同能区的望远镜）都没看见。”不仅如此，天上地上所有探测器里，拉索第一个完整记录了伽马射线暴的全过程——这场宇宙中最夺目的烟花，恰好被人类最清晰的摄像头捕捉到了。

　　在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曹臻所在的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在一栋气派的大楼里。多年前大楼还没建起来时，曹臻的办公室在高能所的4号厅，一座有点陈旧的两层小楼。“他在把头那间办公室，整个楼经常可以听见他的笑声。他的笑声是最有魔性的，狂笑那种。”肖刚说。他是拉索缪子探测器的负责人，也是曹臻的学生。哪怕到了隔音很好的新办公楼，曹臻出办公室倒杯水，整条走廊都是他的笑声。

　　“笑就是他的标准特征。”查敏说。她是曹臻的同门师妹，比他小9岁。2004年，曹臻离开待了10年的美国，回到读硕士、博士的高能所时，查敏和姚志国也刚回国不久。夫妻俩开着车去北京郊区的山上乱转，有两次都碰到了一个人在山上骑自行车的曹臻。“我们称呼他是快乐的‘单身汉’。” 那会儿他的妻儿还在美国。后来曹臻买了一辆越野吉普车，一个周末，他载着同组的3对夫妻和他们的3个小孩，一车10个人去房山玩了一圈。“有时候我们小范围内也会议论一下，说要像他一样高高兴兴，开开心心，永远都认为（好事）绝对是（属于）我的，（然后）去珍惜一切。”

　　拉索看到“BOAT”之后，查敏紧接着做了更细致的数据分析工作。一周七天，她和姚志国基本都在办公室里干活。那年她51岁，连着干了一个多月后，她去医院做了一个无法再推迟的手术，然后在病床上接着赶论文。但她跟我强调，那只是一个小手术，并且为了看世界杯开幕式，她还提前出院了。2022年她最开心的两件事是：拉索看到了“BOAT”，梅西在世界杯夺冠。

　　那段时间曹臻也一直在忙活“BOAT”这个事儿，直到2022年12月底，他得了新冠肺炎，住院7天。“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他觉得他没什么事。”查敏后来才知道，曹臻一度病得连二楼的楼梯都上不去，去医院拍CT，整个肺都是白的。但出院前，这位年过花甲的物理学家已经在开国际线上会议了。“他（在群里）说，我一定为大家挺住！说这样的话，还挺逗的。”

　　刚从美国回到高能所时，曹臻手头只有一个项目，英文简称CRTNT。就是找一座山，用望远镜对着山看，如果从宇宙深处飞来的中微子穿过这座山，就可能被望远镜看到。但中微子被称为幽灵粒子，根本难以捕捉，当时国际上只发现了13个来自宇宙的中微子，全部来自1987年的一次超新星爆发。

　　曹臻为此做出了2台望远镜样机，花了两三百万。但事实上，他申请到的启动资金不足200万。“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他为什么敢做，”肖刚说，“一分钱他可以做两分钱的事情，而且边找边做，找点做点。”2007年夏天，他跟曹臻去新疆选址找山，肖刚不会开车，曹臻一个人一天开了1000公里，从一个煤矿穿出来时，两人都灰头土脸的。虽然是师生，但曹臻总是对肖刚说：“兄弟，干什么事去。”“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很颓废的样子。你看他走路的时候，后脚跟是不着地的，脚尖一冲一冲往前走，非常有劲。”

　　在那种生猛的氛围中，没做过高能物理实验、本科学机械的肖刚也变得莫名自信。望远镜要做一个光线追踪的程序，但编程最基本的C语言他都不会，而他现学现编现弄，很快就搞定了。曹臻后来开他玩笑：“肖刚，天底下有你干不了的事吗？”

　　拉索提出后，肖刚主动申请要做缪子探测器，就是大圆盘里那1188个直径7米、埋深2.5米的“大土包子”。30多年前曹臻在高能所读研时，也做过缪子探测器，但失败了。拉索最早的探测器方案要大量使用一种叫塑料闪烁体的材料，肖刚打电话去问做得最好的厂家，对方报价100个亿。“曹老师说，那就自己弄。”于是，肖刚买了炉子和硅油，开始在二层小楼的实验室里炼制。温度一失控，屋子里就呜呜冒烟，熏得整个楼道都是。机器没调好，还会发出猛烈的哒哒声，“当时很好玩，曹老师来了就说，‘又发电报啦？’”

　　陈明君是在拉索提出后才加入这个团队的。本来他在大亚湾中微子组做博士后，办公室就在曹臻的实验室隔壁。他们有一个共同爱好：骑自行车。曹臻和他的学生们组队骑行时，他也一块加入。四五个人从高能所出发，沿着109国道往郊区去，一天100多公里，回来就在办公室里一起吃冰镇西瓜。2009年做完博后，陈明君主动加入这个小组。

　　我在高能所见到陈明君时，他已经在筹备一个新的大科学项目。他46岁，话不多，看起来很内敛，说起立项有多难时，神情就像有座大山压在他跟前。前段时间他告诉曹臻，他去科技部申请了400万的资金支持。“我就说了这一句话，老曹就认为我肯定能拿到。”他无奈地笑了起来，“1%可能性的东西，他可以乐观成100%一定的东西。”

　　造价12个亿的拉索，最早也是那1%可能性的东西。陈明君说，像拉索这种十几个亿的大科学装置，往往是由院士、院长、所长或者一个大学科带头人带领的。“老曹带我们组的时候什么官衔都没有，连主任都不是，属于草根出身。”

　　项目最早要到中国科学院参加内部遴选，和其他项目竞争。拉索副经理何会海和曹臻一起去做过报告。同一间会议室，不同项目组的人轮流进去。前面一个项目讲完，哗出来一大群人，会议室几乎都空了，他们是所长领着，各个职能部门都带着人去。“我们悲惨到什么程度？进去就两个人，还是我给他提溜包。”

　　直到拉索正式立项，时间过去了整整七年。对那时53岁的曹臻来说，七年就是他将近八分之一的人生。“你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就是忙忙碌碌的，不知道跑路跑了多少条，你就在忙碌地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看着前面挂了一个饼，而且是个大饼，老够不着，又不想轻易放弃，哎呀，急死人了”。

　　在申请项目基金这件事上，曹臻总有一种令人信服的笃定感。对于一个他已经申了四五年但都没中的项目，他说：“我讲报告讲得非常好，后来同行们都开玩笑说，就是因为我讲得太好了才总是差那么一两票。”

　　拉索的竞争对手、由美国科学家领衔的HAWC实验，最初只能在一个已经废弃的、别人曾用来做化学清洗的水池里做实验。后来他们有了经费，但钱不够一次性建一个水池，于是池子变成罐子，给几个罐子的钱，就先做几个罐子。“大多情况就是这样，给你多少，就拿这点钱做多大的事。”曹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