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作者杨潇曾在2010-2019十年间，带着对远方的向往和属于当时当地的问题，前往美国、埃及、缅甸、德国等12个国家，去现场观察、采访、诚实地记录。这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新闻实践，带着困惑与问题进入事件现场，接近陌生的人群，在思考与写作中还原复杂的时空脉络，构建自己的问题意识与智识生活，探索历史的与未来的可能。这些足迹和思考汇集成《可能的世界》一书于近期出版，带领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又一个现场，从时事、人文、历史、地理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在一个转型的世界里，如何探索与思考一个可能的世界。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得英国到印度之间的海路缩短大约7000英里，航程减少了40天。1882年，英国又占领埃及，控制埃及就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不论是军事上还是商业上，保证运河的安全成了英国人关心的头等外交大事。但埃及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尼罗河。19世纪80年代，探险家们已经确认了这条世界第一长河的源头就在乌干达境内的维多利亚湖北岸。英国人担心，如果欧洲其他强国（尤其是德国）控制了乌干达，就会通过控制尼罗河水源掐住埃及的脖子，进而影响到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乃至印度的利益。听起来很牵强对吗？乌干达位于非洲腹地，交通困难。在19世纪下半叶，哪怕是欧洲强国，要在尼罗河源头修建一座大坝也殊为不易，更何况，尼罗河下游的来水，除了受制于维多利亚湖流出的白尼罗河，更受制于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而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独立国家。可是，事情往往是这样：当人们有了恐惧，他们心心念念的就是消除它，至于代价，那是次要的。

　　在那个年代，修建一条通往非洲心脏地带的铁路，可以帮助许多英国政客消除失去印度的恐惧。修建铁路的法案在议会通过后，一直反对铁路的政客亨利·拉布谢尔在《》期刊上发表了这样一首小诗：

　　1896年5月30日，在一个众多官员出席的典礼上，乌干达铁路铺下了第一块枕木。在此之前，从印度征召的350名劳工已经抵达蒙巴萨。此后的若干年里，总共有31983名印度劳工参与铁路建设，构成了筑路的主力——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提供更多适合热带条件的劳力。他们以2000人为一个铁路营队，一些人先行清障、平土、夯实路面，一些人铺枕木，一些人肩扛铁轨，一些人完成最后的安装。一段铁轨铺好后，火车头（通常是海轮运过来的印度二手货）拉着建材随之跟进，大部队离开，前往下一个扎营地。

　　离开棕榈树点缀的海岸地区后，铁路进入了塔鲁荒漠，这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荒漠”，因为它干燥的红土上还生长着扎人的灌木，这些都需要人力去清除。查尔斯·米勒在他的《疯狂特快》一书里写道：在很短的时间里，那些赤足的印度劳工就伤了一半；高温也是威胁，在这片荒漠，白天气温始终在37度以上；还有营养不足，这片该死的荒漠没什么野生动物，没法补充肉食；还有疾病，因为供水有限，人们只能去野外的泥坑补充水源，英国人懂得用明矾净水，而印度人只是用自己的头巾稍微过滤一下……工程队一共只有五名医生，十来位，考虑到这样的条件，整个1896年“只有”不足百名劳工死亡被认为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或许因此也不难理解印度劳工的各种“偷奸耍滑”——干活的时候应有150人，但只有70人出勤，而发薪的时候，出勤人数达到了200人。英国人不得不把保底工资改成计件工资，把按月付钱改成按公里数付钱。1897年，铁路抵达了塔鲁荒漠西缘、距离蒙巴萨100英里的沃伊。这一年，铁路迎来了第一次官方检查，火车载着检查组以30英里的时速穿越塔鲁荒漠。一位官员看起来颇为满意，在报告里写道，虽然车厢内部落了几层红土，但“并没有严重到足以打扰我们饮用下午茶的雅兴”。

　　我乘坐的列车通过塔鲁荒漠的时速是115公里，窗外是红色的土地与枯干的灌木。那些灌木看起来非常低矮，只有在里头出现一个披着红黑“束卡”行走的马赛族男人时你才会意识到，它们其实常常超过人的头顶。应肯方要求，中国修建的这条新铁路采用内燃机车，同时配备了未来电气化升级的条件，空调车厢内部和中国的T字头、K字头硬座车厢几无不同，也没有预留足够的空间给大件行李。我上车时，洗手池前的空地已经堆满了大箱子，我只能把箱子留在车厢连接处。因为有点担心行李，我不时走到连接处看看，顺便也活动下筋骨，看看风景。

　　过了沃伊之后，有一段意外地好看，是那种的金草原，金合欢树与猴面包树交替出现，后者没有一片叶子，说要到雨季才会长出来。下午的阳光照得远处的荒草发亮，像是地平线那里冒出了一白沙滩。几米开外，掩映于荒草中与我们并行的就是当年印度劳工修筑的乌干达铁路。在一年前标轨铁路列车开通后，老铁路已经停止了客运服务。我看到好几个显然已经废弃的站点，红瓦屋顶，墙角还开着三角梅，有一个小站好像是被当地居民占用了，穿裙子的女孩坐在门口，看着我们的火车快速驶过。这条窄轨曾是世界上“最具浪漫情调，也是令人惊叹”的一条铁路——这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话，他称赞沿线这些有着水箱、信号灯、售票处和花坛，风格统一的小车站，“就像是一条由科学文化、秩序、权威和布置所形成的细线，穿过了世界上这个还属于原始而混沌的地区”。不过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到肯尼亚之前，我读了一些关于乌干达铁路的介绍，知道它在最终停驶前许多年就已全然破败，更适合寻求刺激和猎奇的背包客来体验。至于它为什么破败，许多文章语焉不详，我也就默认了这是时间导致的必然结果。

　　“看见大象了吗？”连接处另一头有人问我。这是一个40岁左右的大肚腩肯尼亚人，之前一直在打电话，都是公司里那些事。“啊，还没有，我得留意一下。”“嗯，这边动物挺多的。”他在内罗毕工作，每周末回蒙巴萨看望父母，和我遇到的每一个肯尼亚人一样，他也觉得二等座1000先令的定价非常公道。我问他，为什么蒙巴萨新火车站离城里那么远，他说是为了降低征地成本：“你知道吗？这条标轨铁路造价30多亿美元，有十分之一用在了征地补偿上。”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的电话又进来了。离开塔鲁荒漠后，列车开始横穿察沃国家公园，也是肯尼亚最大的国家公园。我把眼睛贴在车窗上半个小时，看到了两头长角羚和四头大象。大象背对着我们出现时，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那几匹马怎么那么肥？

　　接近察沃时，窗外的色彩丰富了不少，远处是灰蓝的山脉，近一点是、绿色、棕色的植被，眼前是红土，还有不断出现的估摸有好几米高红土堆积出的白蚁穴，嶙峋状颇有哥特之风。下午5点多，我们的列车在东察沃国家公园入口附近停靠了10分钟，给内罗毕开来的客车让道——每天早晨和下午，各有一趟客车从内罗毕和蒙巴萨发出。不一会儿，对面一趟列车轰隆而过，我用手机拍了会儿慢动作，回放时看见对面车厢有一个男人也在拍我们，而一个孩子站起来冲我们一直挥手——想到我可能是这趟列车上唯一看见她的人，还挺奇妙的。

　　列车重新启动，缓缓前进了几百米后，那条窄轨又出现了，它从红土与灌木中冒出来，迅速拐向南边，和我们交叉而过。我们的标轨铁路一直在高架上延伸，穿越窄轨后，又过了察沃河。正值旱季，察沃河不过是一条灰绿色的温和小河，但英国中校、工程师约翰·亨利·帕特森1898年5月来到这里时，雨季尚未结束，从乞力马扎罗雪山流下来的河水冰凉湍急，可以轻易冲走不结实的桥桩。帕特森来这儿的任务是建一座横跨察沃河的大桥，但他很快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要远比建一座桥本身所带来的困难严峻得多。

　　刚到察沃没几天，帕特森就听说有工人神秘失踪。有人说是狮子夜里从营帐里把人拖走的，但他并不相信，因为失踪的工人恰好存了不少钱，帕特森觉得应该是有人谋财害命。三周以后，一位强壮的印度军官辛哈在其他工人的眼皮底下“失踪”了——午夜时分，一头狮子将头探进敞开的营门，辛哈因为离门最近，不幸遇难。狮子咬住他的喉部，他大声喊着“放开我”，并用双臂抵住狮子的脖子，但一下子就被拖走了。第二天早晨，帕特森根据血迹找到了受害者的遗骸。当晚，他带着枪在附近的树上蹲守一夜，结果狮子在别处再次偷袭得手。连续几晚，帕特森都扑空了。“似乎它们有某种超凡的神秘能力，总能识破我们的计划。”他在《察沃的食人魔》一书中写道。

　　最初的几起袭击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恐慌，整个营队有2000多人，分布在河岸超过8英里的范围里，人们觉得自己不会倒霉到被狮子选中。在辛哈遇害后，还有人严肃地提出疑问：“难道他当时没有拼死反抗？”但当工程队主力往前继续铺轨，只留下几百人修建大桥时，情况就不同了。

　　人们开始在营帐周围用荆棘搭起又高又厚的“柏玛”刺篱。刺篱内，篝火彻夜不熄，守夜者用长绳操纵附近树上悬挂的六只空铁罐发出声响，希望吓退食人狮。结果两头狮子不怕火也不怕噪声，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刺篱的漏洞，在一个满是病患的营帐里制造了一场，后来又差点杀死在棚车里伏击的帕特森。后者在狮子穿越刺篱猛扑到眼前时才来得及开枪，这一枪并没有打中狮子，只是吓跑了它。

　　这一次受惊让狮子暂缓了对营地的攻击，但数月后它们又回来了，并再一次轻而易举越过刺篱拖走受害者。这回，它们般在帕特森的营帐附近啃噬。

　　我可以清楚地听到它们嚼碎骨头的声音，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噜声弥漫在空气中，在我耳畔回响了数日。最令人害怕的是那种无助的感觉，当时即使走出营帐也没有用，那名可怜人早已身亡，四周又一片漆黑，不可能看见任何东西。

　　有人在日记里描绘那些被狮子杀死的劳工——连他们脸上的肉都被吃光，遗骸因此露出了可怕的微笑表情。印度劳工们现在坚信：这两头狮子绝不是真正的动物，而是披着狮皮的恶魔；这场杀戮，是两名死去原住民酋长的恶灵，在阻止铁路通过他们的土地。1898年12月1日，工人集体，数百人躺在铁轨上，拦下通过的火车，把自己塞进车厢逃离了察沃。接下来的三周，工程完全停摆，剩下的工人，也都纷纷在高处寻找庇护所，每一棵尺寸合适的树上都挂满了吊床。

　　在最终被帕特森击毙之前，两头狮子杀死了28名印度劳工，以及数目不详的非洲原住民（最夸张的一种说法是，他们一共吃掉了134个人）。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察沃狮子吃人是由于当地野生猎物的减少。19世纪90年代的东非也确实遭遇了大规模的干旱，但2000年以后，通过对两头狮子标本的研究，科学家有了更可信的解释：两头狮子的牙齿均有一定的问题，这使得它们倾向于捕猎比斑马、羚羊、角马更弱小的人类。现在这两头食人狮的标本陈列在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1924年，帕特森在美国演讲时以5000美元的价钱把它们卖给了博物馆。两年前参观菲尔德博物馆时，我对食人狮标本尚有印象，但万万想不到它们差点儿阻止了一个国家的诞生。

　　我后来读到，“察沃”在当地坎巴族的语言里就是“屠戮”的意思。因为察沃河这一水源的存在，察沃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那些商队挑夫逃跑的高发地区，而那些逃走后被抓回的挑夫都被处死了。搭乘“游猎”观光车穿越察沃国家公园时，我部分明白了帕特森为什么花了好几个月才击毙那两头狮子：和更有名的马拉国家公园与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相比，察沃不仅矮树灌木丛生，而且地势高低不平，确实非常适合人间蒸发。离开察沃没几天，我在报上读到新闻，一名搭车女子在蒙巴萨到内罗毕公路察沃段被卡车司机遗弃，后来在察沃河边遭到鬣狗袭击，多亏她的尖叫声引来了巡逻的，才捡回一条命。